猜想 一、科学：猜想和反驳
任何……理论最好不过的命运是，指明通往一个更加广包的理论的途径，而它则作为一个极限情形在后一理论中继续存在下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特恩布尔先生预言了种种不幸的后果，……又在竭尽所能以证实他的预见。
——安东尼•特罗洛普
I错误的理论都可以证明其错误
我很欣赏卡尔•波普尔所精选出的两句名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更是完整：“理论最好不过的命运是，指明通往一个更加广包的理论的途径，而它则作为一个极限情形在后一理论中继续存在下去。”这表明，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但是，卡尔•波普尔却由此得出了另一种结论：好的理论是可以证明其伪的。卡尔•波普尔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他的错误在于：卡尔•波普尔相信有一些理论是不能证明其伪的。其实这样的理论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人暂时缺乏证明这些理论真伪的能力。
比如，波普尔在这里所列举的心理学理论问题。原文：
“我可以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了淹死一个小孩而把他推入水中；另一个人为了拯救这个孩子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可以同样容易地解释这两个事例。按照弗洛伊德，第一个人受到了压抑（比如他的恋母情绪的某种成分），而第二个人则已达到升华。按照阿德勒，第一个人具有自卑感（因而可能产生了自我证明自己敢于犯罪的要求），第二个人也是这样（他的要求是自我证明敢于救这个孩子）。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人类行为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的。”
事实上，非常好确认这两位心理学家的理论是否有问题，而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具有无限的解释能力。比如，只需要让照弗洛伊德公开确认恋母情绪的某种成分受到了压抑的判定标准，也就是怎样判定一个人受到了这种压抑然后就会屠杀儿童？又怎样判定一个人是否升华了？
如果说无法判定，也无法测量或者分析，只有等待结果出来才可以加以分析，那么弗洛伊德的理论除了对事情的结果给出“合理性”的安慰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弗洛伊德还存在一些预见性，那么作用就更大了；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与之相反的例子，这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许是正确的，只是现在的测试手段还不具备，这种可能性无论大还是小毕竟是存在的。
所以，找不到反例却又缺乏预见性的理论，应该称之为富有想象力的猜想。为什么说富有想象力呢？因为证明他正确的条件远远不够。为什么不能说他的理论不好呢？因为还没有可以有足够证据说明自己正确的理论来替代它，如果有这样的提到理论也就有了驳倒它的依据。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来确认一下评判理论好坏的标准：
（1） 已经有反例出现的理论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理论的价值后面要讨论）
（2） 目前有足够解释力但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理论是目前究其表述对象来说的一个较好理论。
（3） 目前有足够解释力但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理论是富有想象力的猜想。

我做如此的解说，是提示相信卡尔•波普尔的人，对他人理论作出“伪科学”定义的时候，同样需要证据。卡尔•波普尔相信理论很容易证明它的正确性。原文:
“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到部分证据很容易，但是寻找到充足证据则很难。如果证据不充足，那么为这些不充足证据所准备的一切理论都可能是错的。当证据不充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种理论。其中，已经出现反例的理论显然是最不好的。如果解释力好，则可以称之为富有想象力的猜想；如果预见性好，则可以称之为大胆的猜想。
如果寻找确证很容易，如果弗洛伊德找到了绝对充足的证据，甚至准确测量到了里比多，那么心理学的其他理论就会退出。可见寻找确证是非常困难的。牛顿的万有引力似乎已经寻找到了确证，结果仍然被爱因斯坦修正了。寻找到确证怎么会是容易的事呢？而如果寻找确证是很难的，卡尔•波普尔的宏论也就失去了光彩。我研究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也是因为卡尔•波普尔的理论经常被当作真理，然后被用来批驳那些暂时无法找到反例的理论。似乎卡尔•波普尔在说：“如果我不能反驳你，你就是伪科学；如果我能够反驳你，你又是错误的。”如果这样，卡尔•波普尔哲学所谈论的对象就必然是失败的。面对如此反复被引用而又荒唐的逻辑，我不得不来研究卡尔•波普尔。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浪费时间：因为你不仅是要自己读懂这个世界，你还有想让别人读懂这个世界的愿望。让我们再给出几个结论来：
（4） 寻找到确证很难，甚至很少有几个理论拥有确证。
（5） 我们不得不容忍缺乏确证的理论，但是需要用反例不断提醒自己：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只是给了我们可能性的帮助。
（6） 我们因此生活在错误的理论包围之下，目前大量使用的“科学已经证明”更多的是在用“科学”两个字骗人而已。
（7） 科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在于解决未知，因此必然不断发现原有理论的反例。
很可惜，我没有时间来研究卡尔•波普尔提到的占星术。他试图用承担风险预测来否定占星术，而不是从人们已经熟知的基本逻辑。原文：
“只有当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当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就已经预期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时，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还好，我可以谈一下《周易》。杨振宁博士曾经认为《周易》导致了思维问题，并最终致使中国落后。我现在不想讲解《周易》的思维，不想把问题扯得太远。我现在要谈的是《周易》预测问题。显然，《周易》预测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预测明年某人生意会失败，就需要承担他赚钱的风险。如果说有的算命先生善于化解这种风险，善于把失败的预测做出合理的解释，那就完全可以从逻辑上证明这种理论错误了，而不是不可证明其错误的。比如，批八字的，把自己的预测失败归于祖坟风水、祖上是否积德之类，那么从逻辑上讲批八字就变成不能预测的理论了：因为八字批出来了却各种可能都有。所以，错误的预测理论是可以从逻辑上轻易说明的。新的结论：
（8） 无法把握预测条件的理论，是荒谬的。
（9） 理论的风险可以是来自预测结果上的，也可以是来自逻辑上的。
为了避免卡尔•波普尔以偏概全的错误，我必须声明对卡尔•波普尔以下观点所持的支持态度：
“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越是大胆的预测，越需要洞察力。大胆不是来自勇气，而是来自洞察力。科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冷静的思考，而不是高涨的情绪和牺牲精神。越大胆的预测，越容易推动事情的解决。
“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被发现是假理论，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我后来把这种营救行动称为一种“约定主义曲解”或者“约定主义策略”。）”
必须支持这一观点！如果试图用法律或者政治力量来限制反面证据的出示，这样维护科学地位的方式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拿什么来说服自己，然后去尊重这样的科学呢？
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需要经受解释现象和预测未来的双重检验。

II理论的倒塌和发展
卡尔•波普尔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有一些科学理论被驳倒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神经系统功能的存在人体才能正常行动……现在我们尽量去满足卡尔•波普尔的思维，权且把这样不能被驳倒的理论说成事实。这样，我们需要给出新的约定：
（10） 一旦理论或者其中的部分内容变得确定无疑，它就转变事实。
（11） 我们把事实不再称之为理论。
这样约定之后，科学理论就变成了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其为事实的理论。的确，这种约定有相当的好处，那就是把事实和理论分开。关于所谓事实中是否有我们确认的错误存在，关于是否我们的意识真实地反映了事实，这些都权且不做讨论。我们努力把事实和理论分开，并假定可以不断做得很好。这种分开之后的直接后果是：
（12） 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包含猜想。
（13） 不包含猜想的认识只有事实和错误。
当我们这样的满足了卡尔•波普尔的“证伪”思维之后，我们却发现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可以发展的。比如我们从不知道神经系统，到逐步了解它。因此理论营救广泛存在所有的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现代医学。要阐述“约定主义曲解”是否污染了整个科学研究，需要对理论发展的几种情况进行划分：
（14） 原有基础理论部分的完整性没有动摇，发现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这时理论仍然没有被否定。
（15） 原有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部分改变性适应。这时理论已经被否定。
（16） 坚持原有的基础理论，认为任何反例没有代表性。这是伪科学。
在（14）中发现了新问题，或者发现原有的预测是因为基础数据资料掌握不准而不是理论原因，那么这种理论需要在基础数据资料收集上做出更严格的规定。这可以叫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在（15）中，基础理论已经受到了修正，即使仍然说是原有的理论基础，也只是对原有方向的一种肯定，因此可以称之为全新理论或者理论创新。在（16）中，否定证据，或者叫做否定现象来维持理论，这就是伪科学。伪科学只有在不能维护其正确性的时候，才会呼吁通过法律制度来维护其存在。所以，在存在着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维护其理论的任何制度上的规定都必须具有充分的容错条例，否则是荒谬的和不人道的。显然，伪科学广泛存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而不只是科学之外。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个理论，叫做“胰岛素相对不足”，是经常用来说明高胰岛素血症的。“胰岛素相对不足”的概念，就是伪科学概念：身体处于胰岛素伤害状态何谈相对不足？
此时，我们作为对卡尔•波普尔公正的评论，要肯定他的这样观点：
“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例子有恩培多克勒的试错进化理论，或者巴门尼德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的不变的整体宇宙的神话；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维度，便成了爱因斯坦的整体宇宙（这宇宙中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因为根据四维说，一切都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我们可能这样说），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
因此，我们必须容忍很多错误的理论来帮助社会，也容忍那些倒塌的理论来满足一些人的信仰，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

III不要为上帝代言
我们必须支持卡尔•波普尔这一主张：理论必须有可检验性。我们要讨论的是能否有理论可以设计得逃避检验？这种理论是有的。比如我和一个糖尿病医生的谈话：
聂：如果胰岛素敏感性成了Ⅱ型糖尿病的病因，那么此时决定心身状态的力量是什么？也就是人体对什么敏感？
答：这个不重要吧。或者还在寻找。
聂：如何理解Ⅱ型糖尿病患者餐后高血糖素和胰岛素双高，而健康人则是高血糖素降低和胰岛素升高？
答：好像美国的资料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糖尿病医生的理论是：美国人的研究结果显然是先进的，美国人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此是没有前瞻性的是和不重要的。其实，美国学者之间的分歧同样存在，各学术机构的努力方向也不一样。问题是，在这位医生心目中美国人约等于上帝。而美国人约等于上帝却没有进行证明。所以，这个理论的依据就是错误的。我们把这个理论中的美国人改成上帝，那么这位医生的理论就是：上帝无所不能，你说的东西我不懂，但上帝会明白，上帝没有告诉我，那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重要。

由此可见，所谓不可检验的理论，实际上是没有个人见解的。由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结论：
（17）自认无能力讨论问题的人，不是科学工作者。
（18）如果你敢用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学术批评，请先让上帝告诉你正确的理论内容。
所以，科学还是伪科学的分界标准是：阐述理论的人必须说自己能够理解的内容。这样他必须回答所有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也必须对自己表述的概念给出定义或精确描述。这样的理论，就自然具备了“可反驳性”。而且人们再也不必因为自己的理论被反驳得体无完肤，而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再也不必因为他人的理论目前尚没有反例，而宣称他人因此不科学。比如那位糖尿病医生，他说的美国人，就应该说明哪个美国人和告诉了他什么。其实在美国没有糖尿病基础知识的人很多；在美国有认为糖尿病应该从基因研究入手的；在美国有认为应该从免疫研究入手的；在美国有认为应该从行为研究入手的……这个医生其实什么也不懂。

我还想谈另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中医是这样和我对话的：
聂：您的观点与其他人理解的《黄帝内经》区别很大。
答：因为他人想凭自己的智力理解《黄帝内经》，这是不自量力的。
显然，这位中医心中的《黄帝内经》和那位糖尿病医生心中的美国人一样，都是上帝的代名词。我想理论的科学表述与非科学表述差别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表述理论的人要说自己能够理解的话。
比如卡尔•波普尔反复批评的占星术，我虽然不懂，但是我可以说出中国的占卜算命。算命的人说：卦象是神秘的，我只能看出这么多。换而言之，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结果，那也不是卦象的错误。

对很多物理学爱好者来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无可反驳。其实当爱因斯坦的理论被验证之后，卡尔•波普尔也不知道如何来反驳吧？那么，验证后的理论是否就已经成为伪科学了呢？这就使很多优秀的理论变成了“伪科学可能性最大”。 卡尔•波普尔的分界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

IV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
卡尔•波普尔富有真知灼见的思想，今天已经成为心理学公认的常识：
“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结论，而是针对归纳逻辑做出的。其实，所谓的归纳是人们有目的的寻找证据。关于这一点知识，我最初是从心理学那里学到的。后来知道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早就有这样的观点，于是又抽时间看了《小逻辑》。因此，当我看到卡尔•波普尔的论述的时候，马上就同意了他的看法：
“这就是试探错误的方法——猜想和反驳的学说。这使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我们把解释强加于世界的企图在逻辑上先于相似性的观察。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

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做过回答。这是我的在博客里的一篇文章《走出加法的世界》。批评者怀疑文章中的认识论有错误而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我当时尽量满足了批评者的思维，然后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人的认识能力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的。究竟是源于对自身发育过程中的生理信息存储，还是包含了多少对母体环境的感知，我们暂时无法确认。但是，我这样说就满足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要求了。当人出生以后，人的能力就区别于狗：人似乎有更优越的语言能力；狗似乎有更优越的气味辨别力。我们与狗生来就有不同的志趣，有不同的喜好，也有不同的努力方向，最终获得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信息。如果再说物质决定意识，可以表述成不同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具有了不同的心理基础，因此他们对不同信息的敏感程度不同，造成了无法避免的选择。因此每个人都在有预见和选择的收集信息。

V我不想玷污思想家的精彩
我全文同意这一段精彩的表述。因此全文抄录在这里：
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这仍旧是人们的一个广泛而坚定的信念，因而我对这种信念的否定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甚至被疑为不诚实——由于否定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种信念认为我们能够单独从纯观察出发而不带有一点点理论性的东西，是荒唐的；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把一生献给自然科学，把他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全都写下来，并把观察所得的无比宝贵的收获捐献给皇家学会作为归纳证据之用。这个故事应当向我们表明，虽然可以把甲壳虫很有成效地收集起来，但观察是收集不起来的。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我在上课时首先指示他们：“拿出铅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显然，“观察!”这个指示是荒唐的。它甚至不合语言习惯，除非这个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它的描述必需有一种拥有专门语词的描述语言；它还需要以相似和分类为前提，分类又以兴趣、观点和问题为前提。卡茨写道：“一个饥饿的动物，把环境分成可以吃的东西和不可以吃的东西。一个动物在逃跑时，便寻找出路和藏匿的地方。……一般说来，对象因动物的需要而变……”我们可以补充说，只有同需要和兴趣相关联，对象才可加以分类，才会变成相似的或不相似的。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科学家。对于动物来说，它的着眼点是由它的需要、当时的任务和它的期望所规定的；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
“哪个在先，是假设(H)还是观察(O)”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像鸡(H)和鸡蛋(O)哪个先有”这个问题一样。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鸡蛋”；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较早的假设”。诚然，我们选择的任何特殊假设在它前面都将有过一些观察——诸如它打算解释的一些观察。但是这些观察反转来又预先假定已经采纳了一种参考框架，一种期望的框架，一种理论的框架。如果这些观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这些观察需要加以解释，因而导致人们发明一种假设，那是因为这些观察不能在旧的理论框架、旧的期望水平上加以说明。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如果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我们最后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
我觉得先天观念的理论是荒唐的；但是任何生物都有天生的反应；而且在这些反应里面，有些反应适应于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类反应描述为“期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期望”是有意识的。新生的婴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期望喂奶(而且人们甚至还可论证说，期望得到保护和爱)。鉴于期望和知识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在相当合理的意义上谈论“天生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并不是先天地正确的；一个天生的期望，不管它多么强烈和多么特殊，仍可以是错的。(初生的婴儿可能被抛弃并饿死。)
所以我们生来就有期望，生来就有“知识”，这些知识虽则不是先天地正确的，在心理学上或遗传学上却是先天的，即是说，先于一切的观察经验。这些期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期望找到规则性。它和指望规则性的天生倾向，或者和寻找规则性的需要连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婴儿满足了这种需要的快乐上看出来。
康德相信“因果律”是我们精神素质的一部分而且是先天正确的；而这种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寻找规则性的“本能”期望，和康德的“因果律”非常接近。所以人们说不定会说康德没有对心理学上的先天思维或反应方式与先天正确的信念加以区别。但是我不认为他的错误会粗疏到这种地步。因为期望找到规则性不但在心理学上是先天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先天的；它在逻辑上先于一切观察经验，因为如我们看到的，它先于任何对相似性的认识；而一切观察都包括对相似性(或不相似性)的认识。但是尽管在这个意义上是逻辑地先天的，这种期望并不是先天正确的。因为它可能失败：我们可以很容易制造一种环境(它会是一种致命的环境)，这种环境与我们的普通环境比较起来，可以混乱得使我们完全找不到规则性。(一切自然规律可以照样有效：这种环境曾被应用在下一节提到的动物实验中。)
因此康德对休谟的回答几乎可以说是正确的；原因是一个先天正确的期望，和一个既在起源上又在逻辑上先于观察但不是先天正确的期望，这两者的区别确是相当微妙。但是康德证明得太多了，在企图证明知识怎样成为可能时，他提出了一种学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种结论，即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必然成功，这显然是错误的。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时，他是对的。但是认为这些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必然会成功地把这些规律加诸自然，他就错了。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规律；可是如果我们活着，我们还可以再尝试。
为了把对休谟的归纳心理学进行的这个逻辑批判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考虑建造一台归纳机的设想。当这样一台机器放在一个简化的“世界”(例如颜色计数器的某种程序)之中时，它能通过重复而“学会”甚至“提出”在它的“世界”中有效的相继定律。如果能够建造这样一台机器(我不怀疑这种可能性)，那末可以证明我的理论必定是错误的；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根据重复进行归纳，就没有逻辑理由阻止我们自己这样做。
这个论证似乎令人信服，却是错误的。在建造一台归纳机时，我们这些机器建造师必须先验地决定：它的“世界”是什么；哪些事物被认为是相似的或相同的；我们希望这台机器能在它的“世界”中“发现”哪种“规律”。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这台机器里面造进一个参照系，它决定其世界中有关的或感兴趣的东西：这台机器将有其“天生的”选择原则。相似性的问题将由它的制造者为它解决，因此他们要给这台机器解释这个“世界”。
Ⅵ我们寻求规律，但不试图把规律强加于自然
卡尔•波普尔在前面已经说明了人们根据心理预期来观察世界。很遗憾，他没有把自己的精彩继续下去。实际上：
（19）人们根据心理预期观察世界，也就含有了对世界的不确定性。
（20）科学理论探索的意义就在于发现规律，以便更好掌握世界。
（21）相信无规律可循，就是放弃了科学理论探索。
我如（21）这样说，与当代一些科学家的复杂性理论追求相左。但我仍然坚信这是科学理论的追求。卡尔•波普尔认为这样的追求会导致教条思维：
“我们动辄寻找规则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这种倾向导致教条思维的心理现象，或者更一般地导致教条的行为：我们期望规则性无所不在，试图甚至在子虚乌有的地方也找到它们；不服从这些企图的事件，我们很容易看做一种“背景噪声”；我们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在这些期望并不恰当、我们应当承认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里，卡尔•波普尔把寻找规律视同于确认规律。实际上，如果已经确认了规律，就无需再寻找规律；如果寻找规律，则说明尚未确认规律。教条主义者，是首先确认了规律，同时又放弃了寻找规律，然后把自己确认的所谓规律强加给这个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22）寻找规律包含了批判的态度。
这样，与其说批判的态度“随时准备修改其信条，允许怀疑并要求检验，则表示一种不太坚定的信念”，不如说寻找规律的态度“随时准备修改其信条，允许怀疑并要求检验，则表示一种不太坚定的信念”。寻找规律是科学理论发现者的追求，因此也正是一种科学态度。并非像卡尔•波普尔对寻求规律的评价那样。
VII科学开始于对人类能力的信心
卡尔•波普尔试图把科学理论评价者完全等同于科学家。其实，科学家即使包括了科学理论评价者在内，也更应该包含试图延伸人类能力的探索者。而且后者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力量。但是，卡尔•波普尔认为：
“科学家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搜寻论据驳倒其理论，包括诉诸他以自己的理论和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
卡尔•波普尔试图把科学哲学家的心态强加给自然规律的探索者。作为自然规律的探索者，他们总是试图寻找到一种出路，是人类从此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更具主动性。也就是说，探索者的乐趣不在于寻找以往的错误，而在获得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工具。
让我们分别按照卡尔•波普尔和本人的不同理论来还原一下哥白尼的动机：
按照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哥白尼最初观察天体运行就是为了驳倒教徒们所信奉的托勒密的地心说。按照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哥白尼不是通过对天体运行的观测而获得智慧的，他是因为具有科学家的那种“反驳”的嗜好而开始从天体运行观察中取证的。
按照我的理论，哥白尼因为精通几何学而相信可以通过天体运动轨迹的描述，获得更多的天体信息。也就是哥白尼相信自己的几何能力有可能为进一步认识天体运行规律作出探索。结果，哥白尼发现如果太阳围绕地球转，各种可见天体（恒星）运行的轨迹变得非常复杂；如果地球围绕太阳转，则那些天体都可以安然其位置，而地球的运动轨迹也是一个椭圆形。哥白尼认为，宇宙的秩序不应该是混乱的，因此地球应该围绕太阳转。
在这里，我相信哥白尼带着几何学的假定来观测天体运行，他的动机在于发现天体运行的更多知识；卡尔•波普尔相信哥白尼是带着能够驳倒托勒密的假定来观测天体运行，他的动机在于反驳托勒密理论。
很遗憾，我不能让哥白尼复活来对质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自己当初研究糖尿病的心理根据是发现了意外的现象，因此想理解这种现象：为什么患者在血糖微微升高的情况下并发症好转？为什么身体好转后血糖又回落？我是想解开自己心中的谜团。当然，这里面也就包含了对原有理论的不满足。但是我的工作乐趣全然不在于驳倒哪个人，而在于希望因此获得理解和解决糖尿病的更好方式。
我和卡尔•波普尔理论区别点是：科学家的动机究竟是要成就什么，还是要打碎什么？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就正确了。如果是后者，卡尔•波普尔就正确了。
我现在试图把卡尔•波普尔说的那种人也当成科学家。那么，科学家有两类，一类是要解决问题；另一类有反驳他人的嗜好。
现在回到科学起源的问题上。我认为，教条主义者把以往的理论看得高过自己的探索能力，并且推广到别人身上。教条主义者的逻辑是：以往的理论证明是A，所以必然是A，因为以往的理论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发现问题的。科学探索者的逻辑是：以往的理论证明是A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科学探索开始于这样的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理解原有的理论，因此能够谈论原有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为进一步解决问题做出探索。
在科学探索者看来，如果神是存在的，也不应该由普通人来为神代言。他们所以敢于回应教会的说教，是因为在那里说话的也是人而不是神。并且那里的人毫无根据的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神的意思。我想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塞尔维特大概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一个事实就是，这些科学家，包括我们熟知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等，都是信奉上帝存在的。可见，信奉上帝的人可以是科学家。甚至可以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
所以，我再次强调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点：表述理论的人是否在说自己可以理解的话。

VIII科学理论的寻求与确认
卡尔•波普尔试图把科学理论诞生的全过程解说成猜想与反驳。于是就产生了很多奇怪的结论。如果做过任何一项挑战性的研究，然后再认真回忆所经历的心理的历程，那么就会发现科学理论诞生过程不是猜想与反驳，而是寻求与确认。

从事具体问题自然研究的人，更专注于问题的准确答案。他们很担心一些结论因为过于匆忙，或者假想成份太多，会导致大量研究费用和时间浪费。从事具体问题自然研究的人，假如这些研究者和我一样，他们就会非常珍惜仅有的财富和时间。因此他们对猜想的兴趣的确存在，但不得不藐视各种猜想。
寻求数据之间的关联——核对数据——修正看法——恐惧数据的不足——猜想——期待实验数据的正确——否定和确认。
我这样把自己提心吊胆的各种求证过程描述出来，是无法接受那些大胆猜想和对反驳充满乐趣的科学工作者——我似乎觉得不存在这样的科学工作者。因为他们不是对正确充满了渴望。归纳，是在寻觅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这种看上去也许是有些猥琐的行为，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归纳不可能成为科学理论提出的全部方法，但无需对此嗤之以鼻。
Ⅸ 寻求数据背后的逻辑
我曾经呼吁：要结束只相信眼睛而不相信人类智力的时代。但我决不希望看到毫无根据的冥想。
我们要从数据归纳中寻找到问题的答案，寻求我们对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所在。我们是对没有解决问题的一切理论的不满，而不得不重新看待各种数据。因此所谓超越经验的理论陈述，正是对原有理论失败的确认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这不是一种经验也可，但这必定是在教训基础上的。理论的陈述，即使没有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也是被教训所逼迫。
我对原有理论的错误心知肚明，因此毫无反驳他们的兴趣。但是，我不能不对问题的解决怀有兴趣。这正是我要重新归纳数据的原因。归纳，从开始就是带有明确目的的：希望有全新的发展。
如同我对反驳的毫无兴趣，我对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同样毫无兴趣去肯定。我不会花掉生命的大好时光，来试图再一次说明那些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正确无疑；我也不会把自己有限的财富浪费到一些实验材料上，却仅仅想说明别人的错误。
我希望自己要解决问题的动机，也曾经出现在很多人身上。如果是这样，卡尔•波普尔就错了。而我花掉时间要说明卡尔•波普尔错了，那只是反对把他的东西当成评价我的逻辑游戏。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