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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涛文集九
文章来源：武汉市佑甲养生保健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16/2/1 浏览次数： 次
糖尿病的机体功能训练不可取代
代谢疾病康复，是指在正常生活状态下，体内营养物质、激素水平都能经常处于健康水平。也就是，肌体恢复健康状态。
如果肌体在特殊化学药物的维持下保持了所谓平衡状态，那么肌体也会因为化学药物的存在而处于另一种非正常状态。如，糖尿病患者血液中增加了磺脲类物质，可能引起血糖降低，但是人体会逐步依赖此类化学物质作用来平衡血糖，并因此造成生命系统平衡方式发生变化。再如，依靠秋水仙碱维持的血液尿酸平衡，也会弱化人体自身平衡尿酸的能力，并因此改变生命系统的平衡方式。人工合成激素的补充，在肌体的激素平衡机制作用下，会逐步弱化自身激素的分泌。如，长期注射胰岛素，会使胰岛细胞工作状态发生改变，使胰腺逐步萎缩。再如，用甲状腺素治疗甲减，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由此可见，试图通过取代肌体某些功能来治疗代谢疾病，只能是在紧急状态下采用的一种急救措施。这种挽救生命的技术，却不能恢复人体的代谢功能。如同截掉伤肢再换上假肢，无论假肢安装上何等的人工智能设备，仍然不能算作康复。显然，试图用取代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的工作来解除代谢紊乱，从机体功能的整体性来说，是一种致残手段。帮助肌体工作的方式不会让患者重新获得健康[i]。
食物训练是最准确的概念
在健康领域已经存在的七个重要概念都与食物训练不同。食物训练也就成为聂文涛理论最准确的表达方式。现分别比较如下
1、药物。药物目前已经特指化学成分明确、计量准确的用于疾病防治的制剂。显然，药品存在的历史非常短暂，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所依赖的条件，也不符合正常人日用习惯。人类不依靠这些药品已经生存至今，显示了这些药品技术从来就不是唯一的治病方式。
2、中药。中药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是，中药的内容更多，甚至包括了砒霜、雄黄、乌头等剧毒物质，因此中药与食物训练的概念也不同。
3、保健。做成商品之后叫做保健品。由于目前所有保健品都是依据西方药理学确认的辅助治疗产品，也就是治疗作用不如药品明确，但有辅助治疗作用。
4、营养。做成商品之后叫做营养品。营养品立足于补充人体所需的物质，而不是立足于人体功能的训练。
5、食治。见于孙思邈《千金方》。立足于对疾病的救护。与今天的保健品立足点一致，只是评价方式和理论上存在区别。
6、食疗。也是中华民族用食物作为手段取出疾病的技术。但目前，食疗产品已经约定俗成为没有保健品审批手续，却用于辅助治疗疾病的产品。
7、食饵。聂文涛的食物训练技术被理解为食饵技术。这是因为，食饵的意思是通过食物诱发人体生理运动。这显然与聂文涛桑黄子片的主张完全等同。但是，用于代谢功能训练的食物训练包括两个方面：谷物保护基础和特殊食饵技术。食饵技术也不能完全取代食物训练。
8、健康主食。这个概念是近期国内一些专家联合发起的一次科普教育活动。是用健康主食概念来阐述聂文涛一直倡导的谷物保护理论。谷物保护理论之前。即使是高碳水化合物的主张也只是营养比例的问题，而主食仍然被视为有害和被控制的。谷物保护理论强调了主食对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有利。但是，健康主食概念模糊了主食的积极意义，也容易混淆新旧主食管理的区别。因此，健康主食遣词不够准确。健康主食更不等同食物训练。
食物训练的文化依据
文化是一种存在于民族灵魂深处的信念。尧帝说：“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让人民不再“无奈的叹气”。此见于最早的文献《尚书·尧典》。而后，历代王朝更替都不忘此典，成为其合法性的证据。我国宪法中强调了公民生存权。依据宪法的精神，凡有害于人民健康的标准、行为、组织都不具有合法性。过去因为遗弃了食物训练，所以危害了人民健康与生存，使人民为糖尿病、痛风等代谢疾病而叹息。这些标准不应该继续成为强制标准。中华民族健康的生活方式，符合生物科学基本常识，应该继续用来维护人民健康。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小的方面。
从《黄帝内经》到食物训练
按照《黄帝内经》的基本精神，肌体心脏跳动的次数与呼吸节律相配合，不能停息。人在每天需要进食运动，使人体不断完成把“谷气”转化成“精气”的运动，这也不能停息。如果人正常的生命运动被终止，无论有什么样的营养学或者医药学根据，都无法生存。《黄帝内经·素问》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这是说生命运动必须维系。
2001年以来，聂文涛医生一直呼吁保持正常的代谢运动。不可以用简单的营养成分学说取代人类长期进化所形成的生存方式。2007年，在《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中进一步明确：没有一种能力可以离开训练的方式获得增强。食物代谢能力也是一样。代谢能力也同样需要训练。这就是食物训练。食物训练和物质补充有很大区别。食物训练，是指通过进食过程来培育人体的机能。这就像体育锻炼。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人体不是增加了体能，而是消耗了体能。但是，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段上看，体育锻炼会加强体能储备、增强运动能力和抗疲劳能力。体育锻炼的效能也不是仅仅表现在运动系统，人体的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都会在锻炼过程中获得改善。食物的训练也是这样。其价值不是通过一次食物代谢表现出来的。人体每次进食都获引起血糖升高，但人体正是这种过程中保持了代谢碳水化合物和平抑血糖的能力。同时，食物训练的结果也不单纯是消化系统的功能锻炼。
聂文涛所寻找到的食物训练方式在治疗糖尿病、痛风、甲亢等疾病方面，都取得满意效果。这是他呼吁恢复中华传统生存方式的实践基础。
食品的耐受问题
一个东北的朋友曾经说：“饺子好吃。但是如果一天三顿都吃饺子，天天吃，一定也会吃不下去。”面对同一种食物，反复多次的吃，味觉反应越来越降低，这就是食物的耐受。
健康心理学关注耐受现象是从药品的耐受开始的。一种药品，尤其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品，经过反复使用之后效力开始降低。现代药物学把耐受归于介质的消耗。现代药物学认为，有一些药物是通过体内一定的介质才发挥作用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介质受到一定的消耗。如果在药物进一步使用过程中，介质没有快速得到补充，药物的疗效就会降低。
健康心理学家则从习惯化的角度解释耐受。Solomon和Corbit提出的对立过程理论给出了耐受现象的另一种解释。他们用这样的理论解释那些能够引起人强烈情绪的药物为什么会出现耐受现象。他们认为药物耐受是对某一过程的习惯化。当药物反复使用以后，情绪反应就会失去原有的强烈。由于长期使用会使愉快感降低，于是就会出现情绪耐受。
由于生命的习惯不限于所谓的快感，所以耐受的出现也就不限于那些引起人快感的药物。只是那些引起人快感的药物，更能因引起人心理上的呼应，而造成心理上的依赖。
对立过程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生命对经常发生的事情处于低反应状态，而且没有说明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习惯化。而前面讲的介质理论也同样反应了生命对经常发生的事情反应能力在降低，只是这一理论认为反应能力降低是结果，而介质反复消耗则是原因。
许多降血糖的药物和食品都有耐受现象。按照中医传统的解释，这种耐受现象来自于人体对药物或者食品的态度。 长期以来，试图帮助人体降血糖的努力就像总是替孩子做事一样，造成了人体教育的失败。
糖尿病食物筛选范围和安全性原则
对糖尿病食物筛选的首要原则就是安全，然后是人类的食物变迁历史依据，最后才能考虑现代研究结果。
我听到一些受到良好现代科学教育的人说：食品就是那些大量吃也不会出问题的材料。这种对食品安全性的表达是错误的。很多病人要避免来自食物的伤害：一些疾病对食物有特殊的要求，如胆囊炎对高脂肪食物的禁忌、痛风患者对高核酸食物的禁忌等。在那些没有疾病的人中，对食物处理能力的个体差别也同样存在。同时，健康的人对各种食物也不是都可以大量摄取的，如常见的蔬菜中大蒜、辣椒等；调料中的食盐、花椒等。任何人一次食用100克食盐都会立即中毒。但是食盐却是最常见的和不能缺少的食物成份。
翻开历代中药典籍，可以看到任何安全的食物都有禁忌和慎用的情况。这表明中国古代食物和药物研究者从不把食物当成可以任意多吃的东西，而是要认真研究食物的适应情况和正确的用法用量。人们对中药印象中的安全性正是来自指导者的严谨态度，正是来自于对这些原料用法用量的了解。那种用反传统的使用方式来说明中国人使用的传统药物和食品存在严重问题的研究，往往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
有过长期使用历史并被古代学者认真总结过的食物，是要认真考察的。而那些被现代中国人遗弃的传统食物，尤其要认真对待。这是因为遗传能力的衰退往往是生活习惯的巨大变化引起的。所以，要注重食物习惯的变化，并注意用久别的食物来训练患者。糖尿病的食物训练以及食物筛选的范围可以因此锁定：《食疗本草》、《饮膳正要》、《食鉴本草》等明确以介绍食物为目标的古代著作中涉及的原料，《新修本草》、《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名著中在食饵、食疗内容中涉及的原料。这些原料已经有明确文献记载用于食品制造和食物训练，理应继续造福中华民族。
90后的女孩儿将会有一半以上变成妊娠糖尿病
我很惊讶于空腹6.0mmol/L孕妇被医生当成高血糖。经确认，现在妊娠糖尿病筛查中执行的标准是5.8mmol/L。而目前治疗妊娠糖尿病的唯一被推荐方式就是胰岛素治疗。而且，很多检查措施会导致孕妇血糖应激性升高。一位餐后血糖不到11mmol/L的孕妇，被执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数日后重做糖耐量试验，这必将使糖耐量发生异常。
如果把这种技术推广之后，90后的女孩儿以后在怀孕期间大都会被使用胰岛素。并且激素使用之后，将会引起身体的激素分泌调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新的分泌水平。于是，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都会成为事实上的糖尿病患者。
为了最基本的人道，所有的人都应该声讨这种行为。孕妇和监护人更应该拒绝这种筛查。
糖尿病眼病的早期症状与高血糖
人们习惯认为，高血糖导致眼病，特别是视网膜病变，而严格控制血糖就会使眼病发生率降低。但是，美国威斯康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病程大于15年的患者中，80%使用胰岛素的Ⅱ型糖尿病患者和55%未使用胰岛素的Ⅱ型糖尿病患者伴有视网膜病变。这说明，人们的观点是被专家们错误输入的。
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先发生眼病，然后被检查出高血糖。当然，如果一定要向患者出售降糖药物，也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为隐性糖尿病很久了。总之，明确诊断为高血糖之前，完全可能先出现糖尿病眼病。早期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睛干涩、视力减退，也可以出现眼压增高、眼底出血、眼屎增多、畏光流泪等。
正是因为眼病的发生从时间上不支持高血糖致病，所以才发生威斯康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的情况。同时，数十年来，无数患者的眼病治疗中，严控血糖的治疗措施并不理想。这些问题提示，医学家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保护患者健康至关重要。
对一些1型糖尿病患者和监护人的声明
我治好了庞丽文的糖尿病后，网上就出现了恶意的谣言。同时，一些患者和监护人在咨询我工作人员时，经常质疑我们的人格。我仔细反省这件事情，觉得真的没欠大家钱，即使有前世的欠债也应该向我提供证据。
怀疑我们是可以，但是当面质疑则是一种侮辱，造谣则是违法行为。为此，我早已经决定取消儿童救助。现在，我还要让工作人员加收产品咨询费。这些，能够咨询的人就是一些早已相信我们的人。而对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本来就两不相欠。我们可以继续做陌路人。
我同时也衷心祝福这些患者，找到自己信任的医生，早日康复。
学术自由是保证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条件
以下资料可供比较：
1、一项研究(简称ACCORD)由美国国立心肺及血液研究院发起,ACCORD项目数据分析监控委员会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强化血糖控制组的死亡人数(257例,14/1000人•年)多于常规治疗组(203例,11/1000人•年),前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后者,相对风险增加22%,二者存在显著差异。（《糖尿病之友》08年08期）
2、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水平没有阈值，随着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降低，越接近正常值，糖尿病的并发症降低越明显，DCCT、UKPDS等国际大规模临床试验得出结论，证实糖尿病患者经强化治疗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各种并发症风险也明显减少。英国前瞻性研究证实糖化血红蛋白每下降1％，糖尿病相关的死亡率降低21％。（百度百科：糖化血红蛋白）
按照第一个数据，严格控制血糖的结果：10次降糖6次有害（61%增加死亡，39%有利健康，才会使危险增加22%）。
按照第二个数据，严控血糖：10次降糖4次有害。
从-22%到+21%。双目失明的瞎子凭着躯体感觉来观察，都不会出这么大的误差。
如果听任专家与执法者勾结，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面对指鹿为马的心境。这种荒唐的事情为什么十多年都没有人说？实际上，科学发展环境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这种不合乎人道的治疗方式，全世界肯定有无数的医生早就感觉出来了。但是多年来只有我傻傻呼吁，今天也只有我可以这样说话，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具有全世界最良好的科学发展环境。这种良好的环境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中国。
不要用杀人来解释这种行为
吉林日报等媒体报导了10年1型糖尿病患儿治愈的消息，没有见到相关机构进行推广，也没有见到相关媒体的报导。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很多媒体（包括权威媒体）都联系过我，希望我出资报导。也就是说，我在救助孩子之后需要继续救助媒体。这样还是算了吧。
美国ACCORD研究结果证实：把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在健康人水平上会导致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增加22%。这样重要的结果，也没有见到相关组织推广。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国内外非常重要的知识都不见到推广。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重要知识的特点就会发现：这些知识不利于降糖市场的发展。
当我们看到因为糖尿病丧失健康甚至生命的老人、儿童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杀人害命：杀人是一种涉及刑事犯罪的重大恶行。我们还不要这样夸张。生物医学研究的三种结果：研究救人的技术、研究杀人的技术、介于二者之间的技术。都属于科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赚钱。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为了赚钱更方便就无所顾忌的人、组织和媒体。
我们今天评价伽利略、罗马宗教裁判所；评价塞尔维特、加尔文；我们也在评价在这两起事件当中作伪证的人。同样，未来的人们也会评价我们。想想那些正被人类世代斥责的行为，我们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我的内心只有同情。
见贤思齐，方知荣辱
今天一位朋友对我说：看到去年的一份《糖尿病之友》报导，把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在健康人水平会导致死亡风险增加22%。这次研究没有厂家支持，因此结果更可信。那么，多年来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都与此相反，我们的知识中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我直言告诉这位朋友：面对尚未战胜的疾病，在美国一直有着不同的主张。只是你没有看到这种分歧。美国的社会允许不同的声音争鸣。这有好的一面，正确的主张最终必然胜出，真正的知识会不断出现。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在资本的操纵下很多正确的声音可能非常弱小，需要在原有市场逐步失去的时候才会上升为主流。
我的这位朋友仍然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看待这件事情：把那些错误的知识推荐到全世界，这符合人道精神吗？
我坦白告诉这位朋友：其实，我也有同样的中华民族价值观。但是，我也理解美国社会的好处。当加尔文下令烧死塞尔维特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塞尔维特是错误的；当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烧死布鲁诺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同样认为布鲁诺是错误的。科学发现总是从多数人尚不清楚的地方开始的，医学也不例外。正是美国的包容造就了美国的创新。
这时候，我的这位朋友竟然更加气愤起来：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存在这样的错误知识？为什么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不同的主张呢？难道我们要对错误一直包容下去吗？
我再次直言：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更多道理。比如说现今中国学术成果的发表，需要依照人们期望的科研模式，需要人们期望的组织承担相应的实验。我们的医生则需要面对医疗规范、职称评定、医院晋级、医患纠纷等系列问题。我们的学术精英也需要回避风险。这已经不是某个领导机构的问题，也不是某些专家学者的问题，这是一个包括患者和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一种文化。当人们失去诚信、失去思想之后，也就失去了宽容。曾经有一个韩国人为了救一个醉酒的中国人而丧生于轻轨列车之下，背后竟有很多人在议论“这个韩国人真傻”。一个民族要重新学会宽容，重新学会对那些勇于牺牲的灵魂肃然起敬，这远比解决疾病困难。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保留自己的良知。
